中國環境司法鑒定專門化的路徑與成就
發布時間：
2024-10-10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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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成功路徑
初步萌芽階段。20世紀80年代，在國外的環境司法專門化剛剛起步時，我國就已開始了專門化的初步探索。1980年12月1日，林業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出《關于在重點林區建立和健全林業公安、檢察、法院機構的通知》。隨后，吉林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于1982年5月9日通過了《關于在重點林區建立森林人民法院的決定》，決定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設立延邊森林中級人民法院，在吉林市設立吉林森林中級人民法院；在通化地區設立通化森林中級人民法院，同時，在臨江、三岔子等16個省屬林業局所在地建立森林人民法院。此后，黑龍江、甘肅等省也陸續在國有林區組建了森林法院。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森林法院改名為林業法院。這種針對保護某一種自然資源和環境要素設立專門法院的過程可以說是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一種初步探索，屬于環境司法專門化的萌芽階段。
探索發展階段。自1989年湖北省武漢市硚口區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庭設立開始，至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止，前后經過35年的時間。1989年，硚口區法院在全國率先設立環保法庭，但由于對設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缺乏充分論證，后被叫停，但其為后續環保法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探索和經驗。十多年后，全國各地又陸續成立了多個環保法庭或環保巡回法庭，這些環保法庭主要是在環保行政機關的推動下建立的，具有行政主導型特征。2007年，貴州省貴陽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以及轄區內清鎮市人民法院環境保護法庭的設立，開啟了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新階段。2008年，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環境保護審判庭及轄區內環境保護合議庭成立，2008年至2009年云南省在全省范圍內推進環境司法改革，設立了多個環境資源審判庭，2009年，福建省柘榮縣等地林業法庭向生態環保法庭轉軌。自2007年清鎮市人民法院成立環境法庭到2014年上半年，全國共有16個省（區、市）設立了134個環境保護法庭、合議庭或者巡回法庭。在該階段，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破壞土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6月）《關于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0年12月）《關于審理破壞林地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5年12月）《關于審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6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13年）。這個階段的環境司法專門化的積極探索為此后環境司法專門化的大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快速發展階段。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從此，環境司法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在最高人民法院宣布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以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也相繼宣布設立環境資源審判庭。環境資源審判專門機構和組織已經從2014年的134個持續增長至2023年的2813個，建立起了全國四級法院環境資源專門審判機構和組織體系，成為全球環境資源專門審判機構覆蓋最廣、體系最完整的國家。同時，環境司法程序規則也不斷健全和完善，司法人員的業務素養和能力也持續提升。這個階段，成為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發展最快的時期。
提升完善階段。我國的環境司法專門化經過十年的快速發展后，現正進入一個調整、鞏固、提升和完善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需要建立與實踐需求相適應的環境司法專門審判機構和組織合理結構體系，健全完善程序規則和環境資源典型案例入庫規則，進一步提升環境資源審判人員的專業素養和能力及水平。
新時代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成就及其經驗
一是形成了覆蓋范圍廣、形式多樣的審判機構體系。從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級法院，全國2800余個環境審判專門機構和組織，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四級法院環境資源審判體系，為環境案件的專業化審理提供了堅實的組織基礎。一些地區還根據當地的生態環境特點和司法需求，設立了專門的環境資源法庭。除了固定的審判機構，還出現了巡回法庭、派出法庭等多種形式。這些靈活的審判機構能夠更好地適應不同地區的環境司法需求，方便當事人訴訟，提高司法效率。
二是審判機制日漸成熟。由于環境資源審判的技術性和系統性，環境資源審判需要采取與其他普通案件不同的審判機制。為此，各地法院在環境資源審判機制方面進行了創新和探索。最普遍的一個創新是采取審判職能歸口統一。據了解，全國已有1200余家法院落實環境資源審判“三合一”歸口，即將刑事、民事、行政環境資源案件的審判職能統一歸口到環境資源審判庭，有500余家法院已完成“二合一”歸口。這種歸口管理模式有利于整合司法資源，提高審判效率，確保環境案件的審理更加專業、公正。同時，人民法院還與其他機構合作，使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之間的“行刑銜接”機制成為常態。這意味著在打擊生態環境犯罪方面，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能夠形成合力，及時將涉嫌犯罪的環境違法行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提高了對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
三是環境資源法律適用規則體系不斷完善。2014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注重頂層設計，建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規則體系，制定、修訂環境資源司法解釋21件，發布規范性文件22件，指導各級法院全面準確適用法律，全面提升了環境資源審判工作水平。同時還發布了環境資源指導性案例40件、專題典型案例共40批423件，人民法院案例庫收錄環境資源審判參考案例近300件。特別是不斷探索和完善環境案件的證據規則，如允許采用專家證言、科學報告等證據形式，提高了環境案件的審理質量和效率。
四是公益訴訟發展迅速。自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和2014年修訂的環境保護法規定公益訴訟制度以來，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得到迅速發展。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已經辦理了超過40萬起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雖然社會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案件數量相對較少，但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能夠對一些重大環境問題進行監督和維權。
五是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在全球樹立了中國環境司法的良好形象。中國的環境司法專門化實踐取得了顯著成效，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司法交流與合作，與其他國家分享環境司法的經驗和做法，推動了全球環境司法水平的提高。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數據庫2019年專門設立中國環境司法板塊，現已收錄三清山巨蟒峰保護案等4批45件中國環境司法案例和8部環境司法報告，為國際生態環境治理提供了中國方案和司法樣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塞賓氣候變化法中心的氣候變化訴訟數據庫，也將中國的氣候訴訟案例納入庫中。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境環境問題日益突出，我國便加強了與其他國家在跨境環境司法方面的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環境違法犯罪行為，維護了區域和全球的生態環境安全，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偉力。
我國的環境司法專門化之所以能夠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除了我國的社會制度優勢外，主要在于我國有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綠色司法理念的引領、鼓勵司法改革和創新的體制機制、完善的專門審判機構的設立、健全的制度體系構建、多途徑的專業人才培養、部門協調和多元共治格局的形成。
我國環境司法專門化的積極作用
對生態環境保護起到了推動作用。環境司法專門化使得環境違法行為能夠得到更專業、更有效的制裁，提高了環境違法成本，使違法者不敢輕易以身試法。環境司法專門化還促進了環境公益訴訟的發展，而環境公益訴訟允許社會組織、檢察機關等主體提起訴訟，追究污染者的責任，維護環境公共利益。通過環境公益訴訟，一些長期存在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得到了關注和解決，生態環境得到了及時的保護和修復。
促進了經濟發展的綠色轉型。環境司法專門化對企業的環境行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企業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加大在環境保護方面的投入，推動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而實現經濟的綠色轉型。同時，環境司法專門化能夠有效地維護當地的環境秩序，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增強投資者的信心，為當地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起到優化投資環境的作用。
增強了環境法律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在過去很長一個時期，環境保護法被視為“橡皮圖章”，得不到有效實施。環境司法專門化推動了環境相關法律法規的具體實施和嚴格執行，讓環境法律不再是“紙上的法”，而是具有實際約束力的行為準則。法院通過對各類環境案件的公正審理和判決，樹立了法律的權威，使社會公眾更加敬畏和遵守環境法律。
促進了社會公平環境正義的實現。環境問題往往涉及不同群體的利益，如污染企業與周邊居民、開發者與生態保護者等之間的利益沖突。在環境司法專門化機制建立以前，環境案件普遍存在著立案難、舉證難、審理難、勝訴難、執行難的“五難”現象，使許多受到環境侵權危害的單位和個人不能得到及時、公平、公正的司法救濟。環境司法專門化，有了專門的審判機構、專業的審判人員、公開透明的證據規則和訴訟程序，使得環境糾紛案件容易被受理和及時地審理與公正地判決，從而促進了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
加強了環境保護的社會監督和公眾參與。環境司法專門化的發展為社會監督和公眾參與提供了新的途徑和平臺。公眾可以通過關注環境案件的審理、參與環境公益訴訟等方式，對環境問題進行監督和參與治理。這不僅增強了公眾的社會責任感和參與意識，也形成了全社會共同參與環境保護的良好局面。
來源：人民法院報2024年9月27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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